中创讲师

观点文章 Home > 中创讲师

2012/5/15

中国企业如何参与碳市场

作者:中创碳投讲师  钱国强

  2011年7月10日,澳大利亚首位女总理吉拉德公布了经过六个多月精心酝酿的固定碳价机制具体方案。这是澳大利亚工党政府自2007年底执政以来,向碳交易机制发起的第三次冲击。吉拉德的前任陆克文两度推动碳交易机制未果,并遭此牵连,被迫提前下台。这一次行动的成败,不仅直接关系到吉拉德的政治前途和澳大利亚2013年大选结果,更将对未来国际碳市场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无论从国际碳市场发展趋势,还是国际、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来看,中国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已经并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约束。

 

固定碳价机制

  按照吉拉德提出的方案,澳大利亚拟从2012年7月起引入固定碳价机制,向占澳排放总量60%以上的能源、交通、工业和矿业等500家大型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征收每吨23澳元(约合人民币160元)的固定碳价。该价格将以每年2.5%的涨幅增长。固定碳价机制实施三年后,自动过渡为温室气体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机制。

  到了碳交易机制阶段,政府将对受控企业的排放总量设限,并以拍卖和其他方式提前将排放权分配给每个企业。排放权可在企业间自由买卖,减排措施得力的企业可通过出售多余的排放权获益。企业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都需提供相应数额的排放权,超出部分将被处以当年碳价两倍的罚款。

  该方案将在2011年下半年度提交澳大利亚参议院审议。虽然产业界反对的声浪依然比较强,但是,吉拉德政府已获得包括绿党和一些关键独立议员在内的支持。如不出现意外,方案有望在年底之前获得国会通过。

  澳大利亚固定碳价机制的受控企业名单中,包括力拓(Rio Tinto)及必和必拓(BHP Billiton)等矿产资源巨头。中国每年都从澳进口大量铁矿石和煤炭,而这类矿产企业的生产过程都不低碳,澳大利亚企业有可能通过抬高出口价格,将碳价成本向下游转嫁。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国内通胀的压力。

  这种影响在现阶段或许有限。根据澳大利亚固定碳价机制,排放密集的出口型行业将拿到总计92亿澳元的补偿。这些企业将在第一年内获得行业年均碳价支出94.5%的补贴。随着该补贴的补贴幅度逐步下降,碳价对上述企业的影响会逐渐显现。

 

全球碳市场新格局

  中国企业需要应对的不只是澳大利亚固定碳价机制。欧盟碳交易机制(EU-ETS)是目前全球碳市场的支柱,其交易额均占到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三以上。2008年,欧盟决定,继续实施并强化EU-ETS第三阶段,而且将航空业一并纳入。自2012年1月1日起,所有在欧盟机场起降的航班将被分配一定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排放总量超标的航空公司必须购买超出限额的部分。中国包括国航、东航、南航在内共33家航空公司被纳入名单。据估算,仅2012年,中国的航空公司就需为超出配额的碳排放支出约7.43亿元的额外成本。

  在中国台湾,《温室气体减量法》正在制定之中,预计在2011年年底完成温室气体减量额度交易平台建设;韩国拟议中的温室气体总量控制和交易机制,计划于2015年启动,2011年下半年同样面临能否获得国会通过的考验;美国加州碳交易机制的具体方案已按最高法院的要求完成修改,但是,原定2012年启动的计划已被推迟至2013年;在日本,受到福岛核危机影响,碳交易机制问题暂时被搁置。

  亚太国家(地区)彼此都担心率先建立碳交易机制会削弱本国(地区)企业的竞争力,同时,又希望以此抢占区域碳市场和低碳发展的先机。

  新西兰是欧盟之外惟一已经建立碳交易机制的国家。其碳市场规模有限,但是,新西兰有意通过在亚太地区推广其碳交易模式,引领区域碳市场的发展。近期,新西兰举办了一场探讨碳交易机制的会议,受邀者包括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美国和中国的相关官员。

  如果澳大利亚固定碳价机制顺利启动,无疑会对环太平洋碳市场的形成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改变当前欧洲独大的局面

 

中国企业的碳约束时代

  中国已经确定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约束性目标。“十二五”规划则确定了到2015年实现碳强度在2010年基础上降低17%的阶段性约束性目标,这一目标将分解落实到各省市。

  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更多发挥市场机制对实现减排目标的作用。规划中的中国碳市场建设分为“全国自愿减排交易机制”和“地方强制减排交易试点”两个层次。规范自愿减排活动的“中国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进入报批阶段;地方碳交易也初步选定广东、湖北两省,以及天津、北京、上海和重庆四个直辖市作为试点,相关方案设计工作已经启动。

  中国将越来越多地受到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约束。这种约束,既有直接来自国内外碳交易机制和其他减排政策的强制要求,也有来自公众环保意识的间接影响。伴随碳标签制度的兴起,消费者可以通过手中的购买力和选择权来左右企业的行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企业之间的联系也愈发紧密,各种碳交易机制和减排政策引起的收益和成本,将不可避免地通过价格信号和机制,以某种方式在各国企业之间传导。

  面对这一情况,中国有必要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气候变化谈判中争取公平、合理的碳排放空间,以缓解碳约束对本国企业发展带来的冲击。但是,中国企业更长远、也更具战略意义的选择,应当是提前布局、积极应对。

  以民航业为例,根据欧盟法令,如果飞往欧盟的航班所属国实行了减少航空排放的“同等”措施,可通过双边谈判方式寻求管制豁免。中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国内将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且减排的措施和行动力度在全世界也屈指可数,可据此为条件与欧盟谈判,要求豁免或者设置缓冲期。与此同时,中国的航空公司也要提高碳排放管理和碳交易方面的能力,积极主动参与国内碳交易试点。

  从这个意义看,国内碳交易试点的建设恰逢其时。国家建设碳交易试点,固然有通过引入碳市场机制探索低成本减排途径的考虑,而目前更为迫切的是,国家和企业借此建立一套科学、可行、可信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查制度。这是碳交易机制的运作前提。

  中国企业今后参与碳市场面临两种方式。第一是成为碳交易机制的管控对象,这包括成为国内碳交易机制的潜在管控对象,以及企业的国外分支机构被纳入所在国的碳交易机制。第二是“淘碳”,即通过减排项目的开发,为碳市场提供减排信用,典型的是《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开发。

  至于各国碳市场之间以什么纽带联系,首先取决于联合国体系下的多边气候变化谈判,若能达成结果(无论何种形式),以《京都议定书》中CDM等三个灵活减排机制为基础的市场机制或将保留。如果2012年后谈判仍然无法取得结果,双边或单边的安排将发挥替代作用。

  不论以何种方式参与碳市场,也不论是参与国际还是国内碳市场,中国企业都应从以下四方面着力:一要尽早开展自身的碳盘查,摸清家底;二要分析国际国内政策发展趋势,找准定位;三要积极主动参与到政府的碳管制政策和规则的制定过程之中,不能守株待兔,消极无为;四要尽早出台并实施低碳发展规划,提高碳排放管理和碳资产管理的能力。

此文已在财新网发表

文章链接 http://magazine.caing.com/2011-07-29/100285220.html